若将蒙元史分为草原帝国（1206—1260）与汉式元朝（1260—1368）两个阶段，则每一阶段皆出现若干“有作为”的君主。
蒙元（元朝）从1206年 成吉思汗 建立 大蒙古国 开始，到1368年灭亡，共存在162年。若从 忽必烈 改国号为元（1271年）开始计算，则存在98年。
传统观点认为元朝共传五世十一帝，但若包含大蒙古国时期的可汗，则共计十五位君主。
本文依时间顺序胪列七位最具代表性的蒙元帝王，析其性格、政策与历史影响，并尝试在“草原法统”与“中原正统”的张力中，勾勒蒙元政治文明的独特轨迹。
一、成吉思汗（1162？—1227，1206—1227在位）
成吉思汗
1. 生平与功业
铁木真幼年丧父、部众离散，凭藉卓绝的军事天才与政治韧性，次第兼并塔塔儿、克烈、乃蛮诸部，最终统一蒙古高原。1206年建号“成吉思汗”，旋即展开横跨欧亚的远征：西征花剌子模（1219—1224）、南伐金朝（1211起）、西夏（1209—1227）。其军事体系以“十户—百户—千户—万户”的军政合一编制为核心，配合“探马赤军”战略机动部队，形成当时世界最高效的战争机器。
2. 性格与制度
成吉思汗的政治性格可归纳为三点：
（1）实用主义的立法者。《大扎撒》（Yeke Jasagh）虽以口传形式存在，却首次将草原习惯法升华为帝国法典，规定狩猎、行军、赋税、使臣保护等细则，为后世蒙元法制奠基。
（2）超越部落的开明。打破血缘贵族垄断，以战功与忠顺为准绳任官；重用契丹人耶律楚材、汉人刘敏等“外来智囊”，显示出跨文化统治的雏形。
（3）世界主义的商业观。保护商道、统一度量衡、发行“钞法”先声——窝阔台时代的“交钞”即萌芽于此，为草原帝国与农耕区的经济整合打开通道。
二、窝阔台汗（1186—1241，1229—1241在位）
窝阔台汗
1. 承继与扩张
成吉思汗崩后，汗位虚悬两年，最终由第三子窝阔台即位。他在父亲的基础上完成两大战略：
（1）联宋灭金（1230—1234），终结女真政权，使蒙古首次据有中原核心地带；
（2）发动“长子西征”（1236—1242），拔都率军深入东欧，饮马多瑙河，建立术赤兀鲁思（金帐汗国雏形）。
2. 行政与财政改革
窝阔台性格宽厚，却深具行政理性。其创举有三：
（1）设“中书省”于燕京（1231），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，开草原帝国“汉式官僚”之先河；
（2）在中原推行“十路课税所”，确立以户计赋、以银纳税的体系，既抑制诸王滥征，又充实国库；
（3）正式发行“交钞”，以丝为本位，缓解银荒，为忽必烈时代“中统钞”奠定范式。
三、蒙哥汗（1209—1259，1251—1259在位）
蒙哥汗
1. 集权与战争
蒙哥是拖雷长子，以“刚毅雄断”著称。针对窝阔台系诸王的离心倾向，他借“阿兰豁阿后裔”共同推举的合法性，清洗异己，重建汗权中央化。
军事上，蒙哥重启“双钳攻势”：
（1）西征——其弟旭烈兀率军灭木剌夷（1256）、破巴格达（1258），伊利汗国由是奠基；
（2）南征——亲征南宋，先拔四川（1258），却在合州钓鱼城下伤重而崩（1259）。
2. 财政与技术
蒙哥虽以武功见长，却重视技术官僚。他擢升“回回人”牙老瓦赤理财，推广“扑买”与“包银”制度；又命旭烈兀携汉匠、波斯学者西征，客观上促成火药、印刷术的西传。
四、忽必烈（1215—1294，1260—1294在位，元朝世祖）
元世祖忽必烈
1. 建元与统一
1260年，忽必烈在开平（后升上都）即大汗位，建年号“中统”，1271年取《易经》“大哉乾元”之义定国号为“大元”，正式宣告草原帝国向汉式王朝的转型。1276年陷临安，1279年崖山之战覆灭南宋，中华大一统格局至此奠定。
2. 制度创革
忽必烈之“作为”，在于将草原传统、汉式典章与中亚回回财政术熔于一炉：
（1）行省制：设十行省，以中书省总纲、枢密院掌兵、御史台司监察，形成“三权并立”之架构，成为明清省制滥觞（lan shang,源头）；
（2）多元法制：颁布《至元新格》，以“断例”形式兼容蒙古法、金《泰和律》与汉地习惯；
（3）交通与商业：修通惠河、会通河，贯通南北大运河；置驿站1400余处，发行“中统钞”“至元宝钞”，使“适千里者如在户庭，之万里者如出邻家”；
（4）宗教与文化：奉藏传佛教为国教，设宣政院辖吐蕃；同时保护儒、道、伊斯兰、基督教诸教，形成“各从本俗”的多元治理。
3. 矛盾与局限
忽必烈晚年，对外征伐日本、占城、爪哇相继失利；对内则因“理财权臣”阿合马、桑哥聚敛，引发汉人官僚与色目贵族的激烈冲突，为元朝中期政治埋下隐患。
五、元成宗铁穆耳（1265—1307，1294—1307在位）
元成宗铁穆耳
1. 守成与再统一
忽必烈逝后，帝系转入真金太子一脉。铁穆耳以“守成”著称，首要功绩在于结束西北诸王与中央长达三十年的“海都—笃哇之乱”。1301年，元军与察合台、窝阔台后王会战帖坚古山，虽胜负参半，却迫使海都病逝、诸王议和。1303年，元廷与四大汗国共同承认元朝“一切蒙古百姓大兀鲁思之主”的共主地位，蒙古世界帝国在名义上重归统一。
2. 宽和政治
成宗性格宽仁，罢黜桑哥党羽，恢复科举（虽仅一次），减轻江南包银，使“至元末年以来骚动之局稍得休息”。其治下，马可·波罗恰离华归国，留下“大汗治下之繁盛”的欧陆想象。
六、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（1285—1320，1311—1320在位）
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
1. 汉化与科举复兴
仁宗早年师从名儒李孟，深受理学熏陶。即位后，力行“以儒治国”：
（1）恢复科举：1313年诏行科举，三年一试，分蒙古、色目、汉人、南人四榜，取士三百余人，程朱理学借此首次成为国家取士标准；
（2）编纂法典：命人纂成《大元通制》，使“断例”系统化、条文化；
元朝将断例作为刑事立法核心形式，纳入《大元通制》法典，由典型判例及中央刑事命令分类汇编而成。其性质为成文法与判例法的结合，对同类案件具有普遍约束力。成为处理刑事案件的主要依据。
（3）裁抑诸王：重申“非奉旨不得擅役百姓”，限制投下私占民户，以纾解汉地矛盾。
2. 局限与回潮
仁宗改革受制于蒙古旧贵族与皇太后答己的掣肘，“延祐经理”清查田亩又引发江南骚动。其“汉化”政策在英宗朝一度激进，终因南坡之变（1323）而受挫，显示元代汉化与草原传统之间的深层张力。
七、元文宗图帖睦尔（1304—1332，1328—1329、1329—1332在位）
元文宗图帖睦尔
1. 文治与奎章阁
文宗两度即位，虽由上都、大都两派军阀拥立，却以“文治”自标。其最大贡献是创设奎章阁学士院，延揽虞集、柯九思、揭傒斯等南北文士，编纂《经世大典》《大元大一统志》，系统总结元代制度、舆地与艺文。奎章阁之设，使元代多族士人第一次在国家层面实现跨地域、跨族群的学术整合，被誉为“元代文艺复兴”。
2. 政治困境
文宗性格多疑，借助燕铁木儿、伯颜等权臣夺位，旋即受制于军阀。其晚年，财政困窘，灾变频仍，黄河改道引发“红巾”烽火，元政权自此走向衰亡。文宗的个人悲剧，折射出元朝后期皇权、军阀与财赋危机交错的结构性困局。
结论：综观蒙元有为之君，其共同特质在于
（一）跨文化的制度创新能力。无论是成吉思汗的《大扎撒》、忽必烈的行省制，还是仁宗的科举复兴，皆体现出对草原传统、汉地经验与中亚技术的有机整合；
（二）世界主义的开阔视野。从成吉思汗保护商道、蒙哥西征技术传播，到忽必烈发行纸币、联通欧亚，蒙元君主始终将帝国置于跨文明网络的核心；
（三）皇权与贵族的持续博弈。每一代有为君主，皆须在黄金家族共权传统与中央集权之间寻求平衡，其成败往往取决于个人权谋、财政手段与文化策略的综合运用。
蒙元帝国虽仅存一百六十余年，却在世界史上留下深刻烙印：行省制与驿站体系为明清所继承；纸币制度启发了近代金融；“各从本俗”的宗教政策成为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先声。
今天，当我们回望这些“草原—中原—欧亚”之间的雄主，其历史意义已不仅在于开疆拓土，更在于他们以制度、文化与观念的创造性调和，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超越单一传统的复合式治理范式。
启牛配资-2024年配资明细表最新-做股票配资-配资炒股就找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